【正文】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社会调查、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我国农民工体育生存发展现状的多角度进行审视，得出：由于一纸户籍所带来的特殊身份定位导致农民工体育成了农村体育管不到城市体育管不着的边缘体育，这严重阻碍了群众体育的发展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在当前国家体制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型时，在开展全民健身和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今天，要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农民工体育问题不仅是体育范畴的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较为严重和复杂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体育；群众体育；全民健身；
        农民工是现代社会快速变迁中由农村向城市涌入的规模最大且最为复杂的社会群体，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截止到2014年我国农民工人口总数已上升到近3亿人，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因一纸户籍导致他们具有双重身份-农民中的工人、工人中的农民，也因为他们长期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且流动性较大而造成其体育处于农村体育管不着和城市体育不去管的严重缺失局面，这种严重缺失紧紧地拖住了中国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双腿。在当前国家体制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型时，在开展全民健身和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今天，农民工体育既是国家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难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
        1农民工现状调查分析
        1.1农民工及其相关概念解释
        综述学者们的观点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农民工监测报告中的界定，［2］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而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者。农民工分为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范围以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地之外的乡镇或城市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又分住户中外出农民工和举家外出农民工，举家外出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村劳动力及家人离开原居住地，到户籍所在乡镇以外的城镇居住并从业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是指户口在农村且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年龄在18-25岁的农民工。农民工体育是指农民工群体在余暇时间参加的有别于体力劳动且有利于自身身心健康的体育活动。
        1.2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调查分析
        201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抽样调查报告［1］（以下简称报告）统计：从2010年到2014年农民工人口依然呈逐年上升趋势，截止到2014年已上升至27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外出农民工明显多于本地农民工，但是从人口增加的速度看，相比2013年外出农民工增加21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增加290万人，增长2.8%，本地农民工增加人数高于外出农民工.
        从报告结果（见表1）分析：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在21-30岁之间的最多，其次是41-50岁，再次是31-40岁，50岁以上偏少，20岁以下最少；农民工的文凭结构为，初中文凭占60.3%，高中和小学分别占16.5%和14.8%，虽然没上过学的只占1.1%，但是持有大专文凭的也仅占7.3%，证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偏低；农民工主要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尤其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它几乎占据了我国产业的大半壁江山，因此，农民工是中国真正的工业产业大军，但是报告显示接近45%的外出农民工住宿得不到保障和部分行业工资出现拖欠现象；虽然，农民工的月收入均在2500元以上，其中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库和邮政业收入颇高一点，均在3200元以上，但是，农民工仅每月固定要支出的生活消费就接近1000元/人（这其中为居住而支出的费用占一半），还有其它方面的费用例如子女教育费、赡养老人费等，其收入每月正常开支下来已是所剩无几，在工资被拖欠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生活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工的从业时间平均每天都超过8小时，累计下来周工作时间和年工作时间超时比重较大，且在从业过程中大部分农民工和单位之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单位或雇主为他们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险比例较低。由此可见，在城市疲于奔命的农民工大部分是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的。他们的特殊身份和知识结构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等现实环境与城市接点明显脱轨，从而促使他们成了由他们一手打造的繁华都市角落的典型社会弱势群体。
        表12014年农民工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从业时间和强度、月收入和支出等情况统计表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农民工体育的社会角色定位
        体育作为特殊的社会形态，因为其有形的身体形态和技术动作以及通过其所反映出来的无形的意志、观念和精神等社会属性而禀赋了体育凝聚人心、促进交流与合作、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本质功能。体育是人生的拐杖，轻视乃至缺乏体育之民族不是衰老就是死亡。［2］体育强国之“强”不是锁定在国家的竞技体育上，不是以国家举办了多少届奥运会或夺得多少金牌作为衡量指标，而是突出体现在国家的体育综合实力和全民健康水平上。民是基石，国是壁垒，民强则国强。因此，只有国家的一切健身设施、活动和政策普及覆盖城市的同时也惠及广大农村农民及一切国家的社会公民，只有国民的身体健康、体质强壮了，国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从而达成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强国目标。
        农民工是国家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线不竭动力。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关乎到城市的幸福指数，且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农民工群体的健康指数、健身意识以及健身需求应受到广大社会重点关注。在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今天，农民工作为我国的合法公民，应该享受一切城市的文明和体育发展的成果，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因一纸户籍而引起的身份错位导致他们受到城市的排挤，在城市辛勤劳作之后居无定所，超强的劳动负荷、困窘的经济条件再加上个人认识的不足等主客观因素决定了他们参与体育锻炼的内外部条件严重不足，这在很大层面上制约了国家体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因此，农民工体育问题不仅是体育范畴的问题更是一个较为严重和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通力协作才能实现。
        3我国农民工体育的发展对策
        3.1充分发挥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能作用
        调查了解到，国家的体育立法和相关的体育政策以及全民健身规划均屏蔽了农民工体育。如：《体育法》，其中谈到了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民间传统体育、社区体育和农村体育，就是没有农民工体育；《全民健身计划（2010-2015）》的工作措施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城市社区体育和极力推动职工体育，对农民工体育也未置一词；2011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2012年群众体育工作思路和要点的通知》中虽提出了要关注残疾人、老年人和进城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健身活动的开展，但在相关措施上却只强调残疾人和老年人体育，对进城务工人员仍然没有下文。2011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20个全民健身示范城市中也没有“农民工”或“进城务工人员”等相关字眼。长期以来，国家政策的不明确化和管理的碎片化使得农民工体育处于农村体育和城市体育之间的盲区，［3］这无疑是中国城镇化建设和国家体育强国目标实现的致命瓶颈。农民工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这一庞大群体的健康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迫在眉睫的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长期的责任主体缺失使得农民工体育呈现瘫痪状态，这种群众体育发展的残缺格局只有回归到国家政策、法规层面才能标本根治，也即只有通过官方话语的授权打开农民工体育的通道才能使群众体育得到均衡发展，进而使国家体育强国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这一过程中，要求政府提供的体育公共服务以及相关体育行政部门关于农民工体育的政策和法规必需明确化、具体化和规范化，政策制定应具体落实相关责任主体，细化到农民工体育开展环境设施以及相应时间的保障，各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制定应包含农民工体育锻炼的时间，对不具备相应健身服务与管理体系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严厉的处罚，对没法给予农民工安全保障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责任主体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等，革新一切影响农民工体育开展的体制机制。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能作用是农民工体育落到实处的权威依靠，是推动群众体育良性发展的机制保障，更是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内驱动力。
        3.2加强农民工的自我体育意识
        体育意识决定体育需求，体育需求决定体育参与，体育参与决定体育发展。农民工的自我体育意识支配行为缺失是农民工体育发展的隐形障碍。身体健康能提高农民工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于经济层面，能给农民工个体和所从业单位带来经济实效，于社会层面，能给农民工家庭带来幸福，使社会和谐稳步健康发展。相关研究认为，农民工的体育意识和需求程度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紧密相关，且在时间、经济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体育需求就越强烈。［4］然而，报告显示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加班时间较长，这就决定了农民工体育意识乃至体育参与的机会和条件极为不成熟，这也是他们的生活中缺少最基本的健身和文化娱乐方式的主要原因所在。调查也发现，农民工群体在空闲时间往往不是进行一些高雅文明的生活方式而是酗酒、赌博、老乡聚会、上网或者看电视、睡觉、逛街等类似的闲散低俗生活方式［5］［6］，大多数人缺乏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习惯，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依然保持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精神和身体上均处于亚健康状态。要改变这一状态，首先，必需给予农民工充分的人文关怀，除了配备必需的健身设施外，还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的情感需求，经常对农民工进行一些健身方面的常识宣传，解放农民工的思想，转变农民工的“不生病就是健康”的错误观念，增强农民工的体育意识，树立“身体是务工的本钱”的理念；其次，免费为农民工定制一些报刊或读物杂志，有条件的情况下为农民工建图书室或电子阅览室，让农民工在浓烈的文化氛围熏陶下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再次，定期对农民工进行一些健康、健身知识技能的培训，让农民工掌握一些简单的运动技能技巧，不定期举办农民工体育运动会，以竞赛的形式来激发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热情，养成他们锻炼身体的好习惯等。只有农民工的自我体育意识增强了，他们才会积极主动投身于全民健身工程的队伍之列，只有农民工体育付诸实际了，国民的体质才会得到整体提升，“强社会、强国家”的国家体制才会得到真正转变。
        3.3加大社会支持系统的力度为农民工提供一定的体育支持
        农民工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而由农村向非农产业或城镇涌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业过程中农村户口城市务工的尴尬身份使他们遭受了城市人的冷眼、雇佣单位或雇主的刻薄、政策的偏离和恶劣的生活环境等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成了由他们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的城市的“流民”。在城市挣钱养家糊口的过程中，他们拼命卖苦力，不惜挑战自己的最大劳动强度极限，置身体健康于不顾，透支体力透支生命，成了城市角落里自生自灭的典型社会弱势群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正孝说过，作为正常人的农民工同样有着人的基本需求，心理上的、身体上的、精神上的、物质上的等。这些需求如果一味地不能得到满足，一旦心理失衡，紧随而来的就是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也是近年来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严峻和严肃的现实问题提醒我们不能再漠视农民工的存在了。基于体育能够增强体质、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缓解人的精神压力等特殊功能，我们应动员整个社会力量，加大整个社会支持系统（官方的、民间的、企业的、私人的、单位的、社区的）为农民工提供一定的体育支持。具体措施有雇主发放免费健身卡，雇佣单位修建附带健身设施的农民工安置房，相应社区的健身场所对农民工进行免费开放，高档体育消费场所对农民工实行最大优惠政策，企业或个体出资举办农民工体育运动会等，各社会支持系统尽最大努力为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便利条件，采用“公益型”、“福利型”或“低消费型”活动形式来吸引和刺激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热情，多渠道提供给农民工一个哪里都能健康生存的和谐社会大家园。这份来自社会支持系统的对农民工群体的厚爱与关怀将会推动群众体育健康持续发展，将会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长效化和机制化，从而推动中国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目标的早日迈进。
        3.4统筹城乡视野下的农民工体育发展
        任何一个区域内的群体之间都有着显性或隐性的共生关系，群体的割裂或利益分配不均只能造成双方之间关系的僵化和利益不同程度的受损。农民工不管是身在农村还是城市，其都是社会的一个现实个体，其健康状况与幸福指数均关联到所生存的空间范围内的群体的生存质量，不管是与作为利益主体的雇佣单位、紧邻的社区还是连根生长的农村区域内的群体之间，只有健康和谐的共生才会实现利益的共赢，才会营造稳固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导致了很多不可控的拉大农村与城市距离的因素，这些因素所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固化了农村与城市各自的鲜明特色，也划清了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发展的鸿沟，同时也使得农民工体育不知何去何从。长期以来，农民工体育缺失成了中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短板”，严重影响了我国的体育综合实力，阻碍了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因此，统筹城乡视野下的农民工体育发展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选择，一方面，是达成农村文化事业的建设、为城市培养合格劳动人口以及建设城市精神文明的明智举措，另一方面，是对为国家经济做出卓越贡献的农民工群体的一种反哺和感恩。［7］这当中必须做到合理调配体育资源，坚持需求与供给平衡原则，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起共享体育权利，让健身成为城乡视野下农民工生活的一部分，使农民工群体真正享受到体育带来的健康和快乐，让体育在农民工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引领农民工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和大众人生观，建立农民工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其生活质量和生命素质。［8］因此，统筹城乡视野下的农民工体育发展是建立与国家体育强国目标相匹配的民生体育工程，较之以往的体育模式更加全面、系统地提升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竞争力。
        4结论与讨论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国家的“硬实力”（科技、经济、军事、资源等因素）上，还体现在国家的“软实力”（政治制度、文化、体育、意识形态等因素）方面，GDP的增长、航母的制造和奥运会的举办以及奥运会上取得金牌的总数固然证明一个国家的实力雄厚，但是关爱弱势群体的身体健康、尊重生命，更是一个国家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发展诉求。农民工体育是政府体育部门的薄弱环节，在全面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的今天，农民工体育能否为自己赢得发展空间和存在理由以及能否实现自身的价值重构，政府和相关体育职能部门的政策支持是关键，农民工自身的体育意识是核心，社会大系统的支持是动力。关注农民工体育的发展是实现群众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打造体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大壮举。
        参考文献：
        ［1］http://www.agri.cn/V20/SC/jjps/201504/t20150429
_4569918.htm
        ［2］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4月
        ［3］杨风雷，李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农民工体育反思［R］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变革中的挑战——2014年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暨中国体育社会科学年会论文集，2014，7
        ［4］吴苗苗．不同行业农民工体育参与现状与需求的研究［D］硕士 论文，2012，5
        ［5］冯守东，牛云杰．共生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参与城市体育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第38卷
        ［6］赵伟科．农民工体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价值分析［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12?月，第28卷第6期
        ［7］卢元镇.劳动与体育的文化辩证[N].中国体育报,2006.01.25
        ［8］任海．社会融入：城镇化进程赋予我国体育的新使命［R］2013年12月全国体育科学年会主题报告
        基金项目：贵州省人文社科自筹项目（项目编号：14ZC304)
        作者简介：杨风雷（1973-），男（土家族），贵州思南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