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战国是一个勾心斗角，战祸不断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上相对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群雄并起，人才辈出的时代，其间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家并存。在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里：“儒家的怀柔之策和谦谦风度显得是多么不合时宜，墨家的‘兼爱’、‘非攻’极难教之响应，法家的严刑峻法一时免不了上下树敌。纵横家们则抢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并不热衷于派别之分，哪家哪派可以派上用场，便临时实行‘拿来主义’之后便弃之一旁，决不自始至终贯彻某一种，一切学说教训都只是作为圆通策略的工具。”[1] 而较多的弱肉强食、残酷竞争，使各国的诸侯国王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由此一批士人应运而生，士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到处奔走。本文以《战国策》中“士”的价值取向及其成因的研究为出发点，通过解读《战国策》，进而分析其存在的合理因素。
        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对《战国策》研究比较少，主要是从文献学和版本学的角度，如研究注释的《战国策正解》(台北：惠丰学会，1987)，研究版本的如藤田胜久《马王堆帛书“战国策纵橫家书”の构成と性格》（《爱媛大学教养部纪要》19，1986）、工藤元男《马王堆出土“战国策纵橫家书”と“史記”》（《中国正史の基础的研究》，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早稻田大学出版部（东京），1984）。国内对《战国策》的研究有许多，多是论述《战国策》对后世的影响、思想倾向及其文学价值的。如：霍旭东、任重《<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①文史哲,1989,(1)。王佩娟《难能之处在于 “真”———评<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5,(2)；对于《战国策》中策士的人物形象及其价值倾向方面，国内在理论的研究上也有一些观点，如：《论<战国策>中“士”的价值取向及其成因》、《试论战国策士的人生理想》。学者们对士人的评价极其独到犀利，然他们的观点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要么嗤之以鼻，要么褒扬过头，并且对此中所隐含的种种成因的分析不够透彻。鉴于国内外对《战国策》的研究现状，本选题重新论述《战国策》中策士的价值取向及其成因，对前人评价策士们有失偏颇的地方进行补充修缮，辩证地分析其存在的时代因素及其成因，并从深层次挖掘其内涵，从而客观公正的对其进行评价，同时还进一步论述战国策士的价值取向对当今世人的启示。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文献分析与综合等方法。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分析士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并归纳总结出这些价值取向所隐含的各种合理因素，从而客观公正的对其进行评价，为世人正确健康的认识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依据。
        讨论与分析
　　国内学者们对士人的评价极其独到犀利，然他们的观点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要么嗤之以鼻，要么褒扬过头，并且对此中所隐含的种种成因的分析不够透彻。鉴于这种情况，本选题重新论述《战国策》中策士的价值取向及其成因，对前人评价策士们有失偏颇的地方进行补充修缮，辩证地分析其存在的时代因素及其成因，并从深层次挖掘其内涵，从而客观公正的对其进行评价，同时还进一步论述战国策士的价值取向对当今世人的启示。
        一、《战国策》中“士”的价值取向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并具备某种品质和技能的人。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士之子恒为士”，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到了战国，“士”虽然仍有等级的含义，但逐渐转变为社会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称谓上（统治者）与下（被统治者）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战国策》中的“士”大致有两种价值取向:重利或重义。
　　（一）重利之士
        1、重利轻义
　　战国崇尚武力，而孔孟所倡导的伦理之说已被人们所淡化，进而追名逐利成为当时流行的趋势。刘向曾在《战国策书序》中说“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2]其实是把士阶级划分到重利轻义一类。这些重利轻义之士即所谓的纵横家，“纵即合纵，即山东六国南北合成一条直线，结成联盟，齐心抗秦。横即连横，即以秦国为中心，分别联合山东各国，东西连成横线，攻击其他各国，以此分化瓦解山东六国，最后并吞天下统一中国。”[3] 这类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秦、张仪之流，他们“奉‘利’、‘名’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以‘实利’为诱人的诱饵。”[3] 他们标榜“人生在世，势位厚富，盖可忽乎哉”，[4] 把自身价值取向赤裸裸的表达出来。苏秦、张仪就曾经嘲讽被儒家极为推崇的尾生、曾参、伯夷之辈，曰“臣不以信不以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这些言论显然与儒家遵奉的“纲常伦理”相背离，令人震撼不已，但也足见出他们在追求人生价值取向时所表现的真实和勇气。《苏秦始将连横》一篇中，记述苏秦游说秦惠王。他纵览天下大势，其言论气势雄浑，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然秦惠王不为所动，认为自身还不具备吞并天下的条件，结果连横失败。苏秦被婉拒后，并不灰心气馁，仍然执著的追求人生理想，奉行“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乎”[4]的信条，转而实行合纵之策：以六国之力，共同对付秦国。毫无疑问，前后两种策略是相互对立矛盾的，但他全然不顾，为达目的誓不罢休。另一代表张仪，其行为更令人嗟叹，为能独自宠信于秦王，先向秦王进谗，赶走同朝重臣格里疾，后又诋毁陈軫，要不是陈老谋深算，圆滑世故，其下场也不会好到那儿。为了离间齐国与楚国，张仪使楚，他利用楚王贪婪的性格特点，以送楚国六百里地为诱饵，骗取楚怀王的信任，使之与齐断离邦交关系，然而当要求兑现诺言时，张仪百般抵赖，毫无廉耻的用区区六里地来敷衍楚国。楚王震怒，兴兵攻打秦国，这正好中张仪的圈套，最终落得灰飞烟灭的惨痛下场。然而惠王死后，张仪失去了有力的靠山，因为曾得罪过许多同朝重臣，这些人纷纷落井下石，所以他的处境极为被动，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为了脱身，他利用武王急功近利的心理，借口为国家利益着想，向武王献出妙计并借机逃至梁国，当武王依其计攻打梁国时，张仪出于自保，竟然把自己与武王设好的机密泄漏给梁王。如果说苏秦的势力还可以用迫于形势来解释，那么，张仪的所作所为简直跟市井无赖之徒没什么区别，甚至连小人的称谓都被他囊括一身了:落井下石、狡猾奸诈、工于心计、出尔反尔、朝秦暮楚等等。可以说，张仪的卑鄙指数在当时恐怕无人能敌。
　　除苏秦、张仪外，还有另一位少年才子甘罗，以权谋欺诈之术谋取高位，连文信侯都难以办成之事，他却以威逼劝诱之法使别人诚惶诚恐的接受他的建议，之后代秦出使赵国，怂恿赵国“六割五城”给秦国以求自保，最终拜为上卿，此举深得太史公赞誉：“甘罗年少，然出一出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7]。当然，并非甘罗就是天才，而在于他洞察时势。熊宪光认为：“尊时”是战国士人“明时审事的处世方针”。[3] 甘罗正是抓住这一有利条件，主动出击，其聪明程度可见一斑。
　　有人认为苏秦、张仪之流毫无家国思乡情怀，其实不然。苏秦游说秦王失败后“形容枯槁，面目熏黑，状有愧色”。[8]此态不可谓不落魄，这个时候他第一想到的是回家，家才是温馨的港湾。然事与愿违，他面对的是“妻不以食，嫂不以叔，父不以子”的境况。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现实逼得他悬梁刺骨，发奋苦读，最终功成名就。之后的衣锦还乡，仍说明乡土情结在起作用。再看张仪，年轻家贫，被诬为小偷，打得偏体鳞伤，面对忧心如焚的妻子，他坦然安慰，认为只要舌头还在，何愁功难成名难就。仍然脱不了一个“情”字。
　　诚然，苏秦、张仪等人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为世人所不齿。作为纵横家，追逐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并不为过，但是对于儒家、墨家来说，他们是极为鄙视追逐私利之徒的，甚至把其看作区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法家 “虽然认为‘自为’、 ‘好利’是人不可改变的本性，因此要求统治者应该而且必须充分利用人趋利避害之性，以赏罚作为统治武器，但忽略了对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和追求。”[5] 马克思曾说过：“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须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读，表现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6]这段话，是对策士们追求个人功利行为的最好的评价，正是这些士人们以身犯险，敢于向世俗挑战、打破常规，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进取，孜孜以求，从而组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况且，苏秦、张仪他们能够真实勇敢的彰显自身价值，追求人生自由，是常人所不及的，这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再说，他们称得上才华横溢，一般有才之士往往都会显得自信过头，锋芒毕露，然而相对于那些空有才气为明哲保身而退隐山林的君子来说，他们的行为要可爱得多了吧?
　　2、重实轻名
　　诸子百家中，儒家主张名实并重、名副其实；而道、墨两家则重实轻名。重实轻名，实，财富。名，名声。重实轻名，顾名思义，即人们在实现价值取向时所表现出的对财富的向往和追求，而不太关注个人的声誉。显然，战国纵横家们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道、墨两家，并且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趋势。战国生产力发展迅速，商业界经济繁荣，往往财富的多少是与“名声、地位”紧紧相连的，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须有一定的资金积累。苏秦是在百两黄金的支撑下得以游说秦王，后来若不是赵王强有力的资金作后盾，他恐怕很难获得六国的相位。范雎深知“群狗争骨”的道理，运用重金贿赂聚集在赵国商量对策的各国谋士，使其彼此争斗不息，从而祸起萧墙，最终成功的瓦解六国同盟。由此可见，金钱所散发出的魅力非同一般，因而对它的看重和执著追求也就不言而喻。《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中，讲述吕不韦见秦之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百倍”，“立国之赢几倍？”“无数”。于是从商业投机转向辅政，做起奇货可居的勾当。此时的吕不韦金银无数，但他并不安于现状，把目光投向源源不断的金银财宝，最终位居中国巨富之列。然也不能否认他在从政生涯所建立的汉马功劳。而淳于髡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魏策三·齐欲伐魏》中述他收受魏的马、璧等宝，然后帮助魏国游说齐王以终止他们伐魏的打算，事成之后，公开表明其私欲的合理性，还用诡辩之术使得齐王心悦诚服。《燕策二·苏代为燕说齐》中，苏代未能见到齐王，以重金贿赂淳于髡，从而达到进见的目的。按理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贿赂之事难以言表，然淳于髡则表现得相当赤裸。当然，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也在情理，更何况，于双方而言不失为一种双赢行为，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二）重义之士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春秋时期，孔孟之道深入人心，“忠孝义”思想为历朝历代所推崇，虽然，战国时期这些已然有所淡化，但重情重义之士仍然比比皆是，他们不畏强暴，舍生取义，这些人可分为：
        1、忠心之士
　　《触龙说赵太后》中说“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然赵太后非常宠爱幼子，欲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下令“有谁言此事者，必唾其面”，一时间群臣皆恐，这时候触龙急国家之所急，铤而走险，于危难之中现身说法，终使赵氏豁然领悟，答应以长安君为质。《庄辛论幸臣亡国》记述楚襄王不听庄辛劝诫，成迷酒色，不理国政，使得大片领土沦丧，庄辛不计前嫌，依然为楚出谋划策，不但避免亡国之险，而且还收复淮水一带失地。田光为报效国家，慨然自刎，令人肃穆起敬。可以说， 触龙，庄辛，田光等人一生忠心耿耿，功勋卓著，已尽为人臣之责，而他们仍然为国肝脑涂地，竭尽所能，令人叹服，是为忠心之士。
        2、仁义之士
　　这类人表现在“他们的职业不是搞合纵连横的外交，而主要是出谋献策，为人为国释忧解患”[9] 。在《鲁仲连义不帝秦》中，记述了秦攻打赵之邯郸，魏国异常恐惧，派辛垣衍劝说赵国臣服秦国，鲁仲连嫉恶如仇，义不帝秦，义正辞严的向辛垣衍陈述帝秦的利害关系，终使他“以后不复言帝秦”，平原君以重金作为酬谢，鲁仲连拒不接受。后鲁仲连又救齐之聊城，立下了汗马功劳，齐王想重用他，他反而“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拙(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10]。可以说，他既有清廉儒雅的仁者风范，又有救人于水深火热的高风亮节。与鲁仲连极为相似的颜斶，一生崇尚“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洁身自好，在齐王面前不卑不亢，不媚权贵，为世人所称道。
        3、豪侠之士
　　勇士是《战国策》中“士”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忠肝义胆，侠骨柔肠，为报他人的恩情宁愿抛头颅洒热血，其行为惊天地泣鬼神，造就千古佳话。《战国策》“无论从史学还是从文学角度上都创纪录地收录了这些人物的事迹，使我国古代战国时期的优秀人物画廊因此又多了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11]“ 勇士不屈服于强权，敢于用计谋和生命与强权斗争”。[12]这类人物主要有荆轲，豫让，聂政等。《荆轲刺秦王》是《战国策》中写的较为精彩较为悲壮的一篇，燕太子丹为报当年做秦质所承受之辱，请求荆轲为他出马，之后忠士田光为报答太子慨然自刎，太子丹恐荆轲动摇其决心，于是上前“顿首，固请不让”，又以珍宝美女相赠，以定其心。于是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踏上了刺杀秦王的道路，在秦廷斗志斗勇，胆识过人，然错失良机以致失败，身披八创，“依柱而笑，箕踞以骂”，壮烈牺牲，抒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壮美篇章。《聂政刺杀韩傀》中的聂政，在他身上具备了孝顺，勇敢等美德，他在刺杀韩傀成功后担心家人遭到不测，挖出双眼，毁弃容貌，何等悲壮。豫让为报答智伯之恩屡次刺杀赵襄子不成，仍孜孜以求。荆轲，豫让，聂政等人从容赴死，可谓忠肝义胆，豪气干云，更突出他们的知恩图报，侠骨柔肠的情怀。苏芸认为“荆轲，豫让，聂政等，是‘士为知己者死’”[13]的表现，还有人认为这是知遇之恩的知己型所为，其实不然，所谓知己，实为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互相理解，共欢乐，共患难。豫让刺杀赵襄子勉强称得上是报答知己的表现，荆轲刺秦王，聂政刺杀韩隗则不敢苟同，因为，太子丹为报燕太子丹为报当年做秦质所承受之奇辱之仇，是私仇，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体现的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燕太子丹恐荆轲不允，于是上前“顿首，固请不让”，带有强制性，没有互相尊重之意，又以珍宝美女相赠，以定其心，则是把荆轲往火炕里推，没有相互理解之实。但即便如此，荆轲，聂政，豫让用鲜血赢得生命的价值，其精神的可贵是毋庸置疑的。
        二、“士”价值取向的成因
        重利轻义，重实轻名，重义轻利，这是每一个时代的重要命题，春秋战国时期亦如此。不同的人会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并且这些价值取向是有其合理的因素的，它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也包含着个体自身的因素。那么，在同一时代促成各类“士”人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鉴于此，文章将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是重利之风的经济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较前代有了更快地发展，商品的交换必然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往来，由此便促使了商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此时，北有走马吠犬，南有羽绒齿革，东有鱼盐，西有皮革文旄。可见当时的商业经济发展到了何种程度。然而，贫富差距向来都是历朝历代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战国时代更为突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加上战祸不休，“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相离散。”[14]，人们要想摆脱困顿卑微之境，满足精神物质欲求，必须不断的推销自己，因此须得到处奔走。张义早年因困顿而被人诬为小偷，因而更坚定了他追名逐利的决心；就连腰缠万贯的巨商大贾吕不韦也仍不能安于现状，做起了奇货可居的大买卖;苏秦在遭家人冷遇后发奋苦读，最终获得“卿相之尊”位，“金玉锦绣”无奇不有。这个时候，仁义道德再也不能使他们功成名就，要达到目的，即使纵然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又有何妨？
　　总之，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地位，名声，财富。对此，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力使得世人们大多形成一种趋同心：追名逐利，哪怕头破血流也在所不辞，因此，这种趋势必然会影响世人们的价值取向的形成。
        （二）动荡混乱的政治格局是重时轻名的社会基础。
　　战国时代奴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战火连绵，“争城以战，征地以战，杀人盈野。”[15]成者王，败者寇，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竞争是异常激烈残酷的，民众怨声载道。但是，也让一部分人欣喜万状，他们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这时候，儒家思想不能为统治者带来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需要用武力征服，由此，他们迫切需要人才为他们筹谋划策，不论出身，不论德贤，只要有才即可，这就为战国士人们创造了极为宽松优雅的环境，他们不受统治思想的束缚，不再只为一主而效犬马之劳，因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些因素助长了士人们形成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风气，例如，苏秦可以为秦国效力，但同样也可以为六国尽力，不受钳制。在他运用连横之策游说秦王失败后，转而采用合纵之策，前后两种策略相互对立矛盾，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天下大势尽在股掌之中，忠君爱国，仁义道德何足挂齿。同样，张义为达目的，朝秦暮楚，诈伪反复，根本算不上君子之为，纵然他们为人所不齿，但他们依然笑傲江湖。可见，动荡的时局会给人带来不幸，也会让人飞黄腾达，可以说，战国既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和追求”的时代，也是让人生命价值得以彰显的时代。
        （三）困苦的个人奋斗促成了士人的重利性格。
　　战国兵革不止，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灾难，策士们也不能幸免。他们一般来自于没落的贵族和下层庶民，由于受到战争的强大冲击，他们几乎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战国策齐人有冯谖者》中讲述“奇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冯谖是在贫困潦倒的情况下，不得已投靠孟尝君，倘若他有才由势又有地位的话，也许是不愿寄人篱下的。除冯谖外，战国士人们不少出身卑贱，苏秦自称“东周之鄙人”，范雎自称“东周之贱人”，毫不讳言自己的身份地位，但也可以看出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决心。但凡有识之士，出身越是卑贱微，改变自身境遇的心情越是迫切，对功名利禄的向往越是强烈。《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中记述苏秦游说秦王失败后，遭到家人的冷遇，换了一般人，他们要么会愤然离去，要么会自甘堕落，然苏秦不，他仍在家里昼夜苦读，当读累了想睡的时候，就拿锥子自刺大腿，血流不止，整整拼搏了一年。最终他成功了，虽说赢得不够光彩，但他的执著进取，他的敢闯敢拼，他的率意而为足以让几世人崇拜备至，纷纷效仿。范雎相秦后进雪前耻，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凡此种种，怎能不使他不迷恋权贵呢？
        （四）儒家的“仁爱”之风是士人重义思想的延续。
　　虽然重利轻义，重实轻名的观念已在战国时代蔚然成风，但是重义轻利的思想仍不失为这一时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儒家的“仁爱”思想仍以无穷的魅力深深地扎根在士人的生活中，否则，儒家思想又怎能统治中国几千年呢？
　　春秋时期孔孟提倡“仁”“义”思想，往往“仁”是与“忠信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于统治者而言，“仁”意味着保国爱民：黄帝战胜蚩尤，在于他民心所向。武王伐纣，以少胜多，在于他施行仁政；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言，“仁”意味着不以强凌弱，不锋芒毕露，不作威作福；对于民众而言，“仁”意味着和睦相处，言而有信，礼尚往来；仁者不失君子风度，不结党营私，不趁人之危，不虚伪奸诈；仁者意味着和谐，意味着宽容，意味着尊重。正因为“仁”具备着这么多优秀的特质，才引起人们对它的无限向往和追求，以至于它成为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话题。正因为如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才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得以成为正统。由此可见，相比法家的严刑峻法，道家消极避世而言，儒家的怀柔政策更能为统治者所接受，它能使人与人之间互惠互信，使战祸减少甚至得以避免，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和谐，这是千百年来实践证明的结果。可以说，重义轻利之士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有如此震撼力，全在于他们深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鲁仲连，颜斶，张孟谈，荆轲，聂政，豫让等人，他们身上流淌着儒家的血，骨子间散发着儒家的气质，他们所体现出的“忠勇义”精神其实正是儒家思想的积淀，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战国这个大染缸里始终保持着高风亮节，始终保持着侠义情怀。
       结论
        战国士人们叱咤风云，纵横捭阖，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后人。长期以来，策士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大多受到人们的批判，但我们要客观公正地看待他们、评价他们，吸收他们的精华方面，学习苏秦、张仪等积极进取，敢于张扬个性的人生态度；要学习他们那些对时局的关怀和浓重的历史使命感；学习鲁仲连、张孟谈等高风亮节；要学习荆轲、聂政、豫让等知恩图报、敢闯敢拼的理想人格。除此以外，我们还要学习他们不拘泥现实能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当然，我们也要摒弃他们糟粕的一面，张仪、苏秦等人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朝秦暮楚以及为实现个人利益不惜出卖人格的小人行径，自然是应当批判。只有结合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养，更好的彰显自我人生价值，才能为自己的人生抒写一份完美的答卷；正因为有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战国人物，才平添了《战国策》的无限魅力。可以说，《战国策》是一部“记言有斑驳绚丽的文采，记事有曲折动人情节” [16]的散文集，更是一部抒写壮美人生的杰出之作，它的确价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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